在全球经济重构的背景下，欧洲对美政策被动，对华立场摇摆，这是其传统经济优势衰退和战略自主缺失的反映。欧洲虽在高端制造等领域保有竞争优势，却受制于能源和技术依赖、新兴业态滞后及市场挤压三重困境，加之内部民粹势力崛起，一体化停滞，因此转向与美国构建排他性“小集团”，但产业空心化与政治分裂削弱了其转型能力。对此，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，寻求中欧竞合平衡，为动荡格局注入稳定力量。
在当前全球经济秩序剧烈重构的背景下，欧洲对美政策被动，对华政策反复无常。这反映出欧洲在全球形势结构性于己不利的趋势下，为维持自身模式及地位所做的现实努力，其根源在于欧洲面临的内外夹击、多方掣肘局面。
欧洲是发达经济体聚集区，在多个传统行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，如汽车、机械、医药、仪器仪表、化学、造纸等中高端工业产品，食品、服装、箱包、化妆品等奢侈消费品，bwin官网以及文化和景观体验产品。欧洲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体，产业结构发挥了新老欧洲的互补优势。西欧国家是经济中心和产业高地，是欧洲经济的引擎，提供了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东扩的聚合力，是欧盟的“中心地带”。西欧至今具有高附加值产业及其核心技术的全球竞争优势地位；这些优势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在区域内转移，为欧盟新成员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，保持了这些实体产业的生产链完整。
欧洲在历史上曾数次经历全球化导致的繁荣与阵痛，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体系，既带来增长动力，也形成负担。二战结束以来，西欧配合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，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维持了世界“次中心”地位，并享受因此而来的高收益。在这一秩序中，欧洲以丧失自主性，尤其是在安全、技术和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上升为代价，换来相对较低的军费负担和国际责任。这一状态反而有利于欧洲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团结，推进了区域一体化，建立了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的欧洲模式。但是，当美国开启“美国优先”政策，全球产业体系的相互依赖性日益被“武器化”，欧洲的痛苦再次降临。
近年来，欧洲经济遭遇来自多方面的夹击，其传统优势至少面临三重困境。第一，由于在能源和尖端技术上严重依赖美国，欧洲受制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，利润不断被压缩，导致部分有升级潜力的产业外流。
第二，不论是平台经济、人工智能等新兴高附加值产业，还是日用消费品、餐饮服务业等低附加值产业，欧洲国家都缺乏竞争优势，内部市场基本被美国和中国企业占据。
第三，欧洲传统优势产业的全球市场占比受到挤压。比如疫情之后，全球性消费降级，奢侈品产业面临毁灭性打击；又如，在发展中国家市场，电动车正快速替代燃油车。
由于西欧国家经济下滑、财政困难，反移民、反全球化的政治主张在环阿尔卑斯山的“欧洲中心”地带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。意大利和比利时已经由持这类主张的政党执政；在德国、法国、奥地利、葡萄牙，这类政党已经成为第一大反对党。传统主流政党遭到持续而深刻的挑战，主流地位日渐脆弱，为维持选票，不得不在政策上做出妥协。
欧盟一体化的进程，因西欧经济引擎的聚合力下降而陷入停滞：中东欧国家独自寻找经济出路，西欧国家民众普遍反对继续向欧盟转移权力，英国脱欧则更是树立了一个分离的榜样。
反全球化并不是欧洲的理想选项。由于自身资源和市场规模有限，如果欧洲转向区域内部的封闭循环，必将导致经济发展空间和活力下降。因此，欧洲并不打算退出全球化，而是寻求结束现有的普适性多边主义秩序，试图推动一套于己有利的全球经济秩序。
拜登政府时期，美欧双方政策相契合，于是建立了战略协作机制，试图打造“小集团式多边主义”：在技术研发、产业升级、投资贸易、对外发展援助等领域，共同组建排他性的“小集团”或“俱乐部”，对内构建没有关税壁垒、彼此密切合作的架构，对外则共同采取强制性或对抗性措施，把产业链供应链从“远岸”国家转移到“近岸”和“友岸”国家，借助“小集团”架空或操控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，限制、阻碍竞争者，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，筑高自身的地缘战略优势。
这一构想是战略性的，需要一个调整周期，同时也需要调解欧美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。欧盟与美国之间同样存在着经济竞争，2024年欧盟对美贸易顺差达2200多亿美元。特朗普第二任期，重启“美国优先”策略，以加征关税胁迫各国重新谈判。特朗普不因美欧战略协作可能带来的“远利”而对欧盟另眼相待，反而利用欧盟在出口、科技、金融、安全、防务和战略领域的对美依赖，施压欧盟。在多重掣肘因素下，欧盟无力使用反胁迫工具与美博弈，只能选择接受美国关税、投资和增加进口能源和农产品等条件，优先保护汽车等长链条产业利益。
欧盟虽然没有跟随特朗普政府的步调，但是仍在世贸规则之外提出新的规则，筑高贸易壁垒。新政策工具的重点是减少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，例如，对中国产品采用惩罚性措施，迫使中国的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，降低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；进一步提高绿色和人权标准，对中国附加国际事务立场等条件，以期延缓中国产品对欧洲市场的冲击。
总体来看，欧洲在对美政策上的被动与对华政策上的反复，既是其在全球产业链、能源体系和安全架构上对外依赖的现实体现，也是内部经济疲软与社会撕裂的必然结果。尽管欧洲试图通过“小集团式多边主义”与贸易规则重塑来争取战略主动，但其自身的产业优势、技术积累和政治共识程度能否支撑这种战略构想，尚存较大疑问。
对中国而言，理性看待欧洲政策的复杂性，保持战略定力与制度自信，依然是关键。在全球经济重构的大潮中，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，推进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，不仅有助于增强自身发展的韧性，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现实合作的可能性。中欧若能在分歧中增进对话，在竞争中推动共赢，仍有可能为动荡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一份稳定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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